在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交织的复杂多罪名案件中，精准区分罪与非罪、充分挖掘从宽情节、制定科学辩护策略，是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化的关键。本案当事人雷某先因民事维权被指控寻衅滋事罪，后又牵涉受贿罪共犯指控，面临数罪并罚实刑风险。刘丽伟律师团队介入后，先成功推动寻衅滋事罪不起诉，再为受贿罪深挖从宽情节，最终实现寻衅滋事罪不起诉、受贿罪判处缓刑的辩护结果，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1案件概况
雷某系嘉鱼县某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因 2009-2010 年涉受贿共犯、2013-2014 年民事维权被控寻衅滋事，2024 年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，案件涉多罪名、公职人员共同犯罪。
一、基本案情
1.寻衅滋事罪指控：2013 年雷某与官桥镇政府签订工程合同并实际出借 200 万元，后因政府单方变更施工主体产生纠纷，雷某主张债权后，政府自愿支付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共 220 万元，纠纷经人民调解及法院司法确认了结。2024 年司法机关以雷某维权时骚扰、威胁镇领导、扰乱办公秩序为由，指控其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2.受贿罪共犯指控：2009 年雷某与时任嘉鱼县城投公司总经理龚某（国家工作人员）合伙购车，龚某垫付 104.4 万元，雷某支付购置税、保险费约 10 万元，车辆挂靠雷某公司运营、利润平分。2010 年龚某利用职务便利，推荐工程承接方杨某某、孙某某高价向雷某购买该四辆车，二人因求关照以 114 万元购入，购车款付至龚某账户后，二人平分余款。经评估，案涉车辆彼时已贬值 32.116 万元，雷某与龚某被认定共同收受贿赂 32.7928 万元。
3.案发及强制措施：2024 年 8 月雷某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立案侦查、刑事拘留，9 月因涉嫌受贿罪被留置，12 月因受贿罪被刑事拘留，两罪均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2案件核心争议
1.寻衅滋事罪：雷某的维权行为系合法民事债权主张，还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刑事犯罪行为？
2.受贿罪：雷某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，与国家工作人员龚某合伙购车并高价转售牟利的行为，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？若构成，能否结合法定从宽情节适用缓刑？
3辩护策略
刘丽伟律师团队介入本案之后，因本案涉及两个罪名，故需要分别针对每个罪名的具体情况制定辩护策略。
对于涉嫌寻衅滋事罪的部分，在梳理了案件之后，发现侦查机关提供的部分证据存在瑕疵，尤其是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，且无其他证据印证。经阅卷及会见，认为雷某与镇政府之间存在合同关系，且雷某向镇政府提供了200万借款。因镇政府违约，自愿向雷某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共计80万元。同时，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，并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。因此，雷某向镇政府要求还款和支付利息、违约金的行为，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和法益侵害，故请求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该项罪名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，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，决定对雷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的部分不予起诉。这一结果为后续的辩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在涉及职务犯罪的部分，律师团队围绕被告人雷某的量刑及定罪相关关键要点，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，争取对雷某从轻、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：
一、立足法定量刑情节，争取基础从宽
重点主张雷某具备三项法定从宽处罚情节，为量刑从轻奠定基础：
1.坦白情节：雷某到案后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与龚某共同受贿的全部事实，四次讯问笔录供述稳定、无翻供，符合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可从轻处罚；
2.认罪认罚情节：雷某自愿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，可依法从宽处理；
3.全额退赃情节：雷某家属已按要求退出全部违法所得，弥补了相关经济影响，属于法定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。
二、结合个体情况与犯罪情节，主张适用缓刑
从案件危害程度、被告人个人背景等角度，论证雷某符合缓刑适用条件：
1.犯罪情节较轻、社会危害性低：雷某与龚某存在真实车辆交付行为，购买方有合法购车需求，涉案行为未对国家、社会造成严重损害；
2.被告人无犯罪前科且有悔罪表现：雷某系偶犯、初犯，全程保持认罪悔罪态度，无再犯罪风险；
3.适用缓刑不影响社区秩序：雷某在广州市有固定住所及经营的劳务公司，具备缓刑执行的现实条件，对所在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，符合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关于缓刑的全部适用要件。
三、针对罚金刑提出从宽请求
考虑到雷某已全额退出违法所得，已承担相应经济责任，恳请法院在判决时适用最低罚金刑，体现处罚的合理性与宽严相济原则。
最终，当事人雷某犯受贿罪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
4办案启示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民事维权被指控寻衅滋事 +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共犯的复杂多罪名案件，刘丽伟律师团队通过 “先去罪、后轻刑” 的科学辩护策略，精准厘清民事与刑事的界限，充分挖掘法定从宽情节，最终取得了显著的辩护成效。该案不仅为类似复杂刑事案件的辩护提供了有益参考，也带来了多重深刻的社会启示：
1. 严守罪刑法定，精准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，严防 “民事问题刑事化”
合法的民事合同维权、债权主张与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界限，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，以充分的证据、明确的构成要件认定犯罪；而专业刑事律师的介入，能有效梳理案件事实、质证证据瑕疵，推动案件回归法律本质，防止正当民事维权被不当升格为刑事犯罪。
2. 多罪名刑事案件辩护，策略先行、分罪突破是核心
面对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交织的多罪名案件，专业的辩护策略尤为重要。先通过精准辩护打掉无事实、法律依据的指控，能有效降低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风险，再针对其余罪名深挖法定、酌定从宽情节，层层推进、逐个突破，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3. 职务犯罪并非必然实刑，法定从宽情节是缓刑适用的关键
即便构成受贿罪等职务犯罪，并非意味着必然判处实刑。行为人若具有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全额退赃等法定从宽情节，且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、无再犯罪危险、具备社区矫正条件等要求的，司法机关会依法考量缓刑适用，充分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4. 非国家工作人员需警惕受贿共犯风险，切莫触碰法律红线
并非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会构成受贿罪，市场主体、普通经营者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往来中，若事前通谋、利用其职务便利共同收受他人财物、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即便自身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仍会以受贿罪共犯论处。本案警示各类市场主体，在经营活动中应严守法律底线，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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